开交,周武帝虽有意压制佛教,但把持朝政的宇文护却偏袒僧人,三教的次序没有确定下来。
建德二年(公元573年),宇文护已被诛杀,武帝再次召集儒生、道士、名僧进行辩论。他打算利用权威,强行定下儒教为先、道教其次、佛教为后的三教次序,但佛教团队实力强劲,派出多位名僧,极力诋毁道教。僧人的口才果然厉害,儒生、道士连续几轮的对抗都败下阵来,最后辩论只好不了了之。
周武帝是不会轻言放弃的,建德三年五月,武帝第三次组织三教辩论大会。会上佛道两教的斗争达到白热化,武帝不惜以皇帝之尊,加入辩论,指斥佛教的不净观。高僧智炫反唇相讥:“道教的理论更为不净!”一句话把道士们的气焰给压下去了,场面陷入了僵局。
就在这时,武帝忽然被点醒了。他看清了僧人们的伎俩,是想以道教为要挟,阻挠武帝对佛教的处置,你说我佛教不好,道教更烂更丑陋!
周武帝岂能被几个僧人要挟?既然道教比佛教有更多的丑行,那就两家一网打尽。武帝下诏,禁止佛、道两教,经像全部捣毁,僧侣、道士强制还俗为民。继而,武帝又设立信道观,招纳儒、道、佛各界的学者,从事三教合一的理论研究(与梁武帝的“三教同源”学说不同,周武帝的三教合一,是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,以其他宗教学术为补充)。佛教几乎一瞬间在北周境内灰飞烟灭,这就是“三武一宗灭佛”事件的第二桩——周武灭佛。
周武帝灭佛,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灭佛相比,特别是与一百三十年前的太武灭佛相比,有几个显著的特点:
第一,只破坏了佛经、佛像,没有毁坏佛寺,更没有像魏太武帝那样大杀僧侣,因此严格而言应叫“禁佛”,而非“灭佛”。一般僧众还俗,有学识的高僧则进入信道观工作(相当于由“研究僧”转为“研究生”),手法比较和缓,影响也不那么恶劣。
第二,佛、道两教一起禁。中国历史上的灭佛,往往伴随着崇道,最典型的是唐武宗的“会昌法难”,魏太武帝也是因推崇道教徒寇谦之的学说而起念灭佛。周武帝属意的是儒教,在道士没能辩过僧人的情况下,不惜连道教一起废掉,是狠招,也是妙招。
第三,禁佛后设立信道观。周武帝没有要从精神上完全摧毁佛教,而是在推崇儒家思想的基础上,会通三教,以达到儒道佛相融合的境界。
周武帝灭佛,其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为国家增添了大量的社会资源,而在于提高了武帝在北周朝野的威望,没有人再敢怀疑武帝处事的魄力与决心。半年后,大将韦孝宽就向武帝上疏,献出讨伐北齐的三条计策:一、表面结好,养精蓄锐;二、联合南陈,以逸待劳;三、百道齐进,一举灭齐。
武帝采纳韦孝宽的计策,一面派人出使齐国,以示“友好”,一面厉兵秣马,整装蓄势,准备发起以彻底灭齐为目的的大决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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