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宣传贷款,带着早已写好的文契,让农户们按手印。
县衙里的那些胥吏,本就是最下一级征收赋税的人员,去本县下辖的乡里,都是轻车熟路。
府衙里的胥吏主要是跟着县衙的胥吏,监督他们不要私自修改利率以谋取私利。
尽管如此,各种复杂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。
最大的问题就是,此时大部分的百姓,都是不相信官府的。
这时候又不像后世,全民接受义务教育,都懂得自己的利益和义务。
再加上这个时代的税率确实不低,底层官吏还各种盘剥,导致很多百姓视官府如仇敌。
本来夏天歉收,很多宋州百姓都眼巴巴地等着官府减免夏税。
可减免夏税的皇帝敕令没下来,郭荣倒是派了陶文举这酷吏下来。
陶文举自然懂得这时候百姓的习性,先打死十来个人,挂城门示众,来个下马威,这样后续就好弄了。
很多百姓自然是担惊受怕,准备卖儿卖女卖地凑钱交税了。
可这时候,几天前还凶神恶煞上门催税的胥吏,突然带着看不懂的文契上门来了,说是当今节度使大发慈悲,提供分期借款。
只要签字画押,就能让夏税分三次还清,只不过要付出四成的利息。
那百姓能信吗?自然是不信的。
很多百姓都觉得这分期贷款和那些放高利贷的没什么区别,到最后利滚利全部家当怕是都要被夺走。
再加上很多地方高利贷势力,因为看到了分期贷款对他们的威胁,在暗中散播谣言,推波助澜。
甚至有个别县的官吏,和高利贷势力勾结起来,消极怠工,阻碍分期贷款的推广。
这些原因,导致借贷与民的规划,实施起来极其困难。
在封建时代,皇权不下县可不是一句戏言,甚至五代时期,皇权下到州一级都是很困难的。
不然郭荣为何要提拔任用陶文举这等人呢?还配上禁军,无非就是政令不通罢了。
宋州节度判官窦侃和掌书记吴观两人,为官的时间都不长。
两人虽然多次讨论了借贷实施计划,也预料到了上述一些情况的发生,但有些情况还是会超出他们的预期。
本来宋州上交夏税的额度是四万贯,吴观却建议李重进运六万贯来宋州,李重进也知道其中内情,如数调运了六万贯到宋州。
这多出来的两万贯,就是准备发给各级官吏的“辛苦费”。
因为按照贷款规划,这四万贯并不会从下层的胥吏中过一遍,每签一张文契,就把对应要缴纳的夏税放入府库之中。
问题是,每个县三四十名官吏,府衙一百多官吏,很多人就靠着收税捞钱呢!
官是有俸禄,可胥吏是没有的,胥吏们每年就这两次能稳赚钱的机会,不给他们辛苦费,谁会卖命地去上山下乡宣传呢?
吴观对于这些下层官吏的种种行径,自然是清楚的,也准备了对应的两万贯来填这帮人贪婪的嘴。
每签价值一百贯的文契,就发放五十贯给到各级官吏,还明示了各级官吏得到的比例。
但无论吴观如何透明公开,总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,导致计划难以顺利实行。
窦侃和吴观在两天前,努力收集了证据,以妨碍公务的罪名,抓了十来个胥吏,砍了六个放高利贷的富户,才让这些计划的施行稍微顺利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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