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策”既能考校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水平,又能考察考生对当前时政的了解与看法,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高明且全面的出题手法,放在进士科考试里,都是压轴的最后一道大题。
之前郭荣巡查国子监时,让每位学生都写一篇平边策,其实就是以“策”的形式来考校学生。
只不过平边策这道题目出得很是直白,并未用儒家经典包装起来,不像是一道科举考试的试题,更像是皇帝对臣子的一种咨询。
“如果是考策的话,那我这几天背的书成了白做工......”
李延庆转念一想:“不过也算不上白做工,毕竟以后的明法科考试还是会考的。”
赵匡义和司徒毓的想法与李延庆有些类似,两人这些天也都在疯狂的背书,听到考题是“策”后,都感到很错愕。
尹季通环顾三名学生一眼,将三人的神态尽收眼底:“不过具体的考题我不便说,三日之后看你们的临场发挥。”
李延庆闻言,当即就低下头继续抄书,既然是考临场发挥,那就没什么好复习的了,不知考题,提前准备也无从谈起。
白天的时光,就在平静且枯燥的学习中缓缓流逝。
夜幕降临,李延庆正在房中翻阅国子监出版的一册春秋公羊传,其内不光有公羊传的原文,还有各代名家对公羊传所做的“注疏”。
明法科的考试虽然侧重于对律令的考核,但也会兼着考一些儒家的经典,以经义的形式来考校。
所谓“经义”就是默写,主考官从经文中截取一段句子,让考生写出这句经文的所有“注”与“疏”。
说直白点,“注”是对经文的解释,因为经文大多成书于上古先秦,往往晦涩难懂,汉朝的大儒们便对这些经文做了注解,方便后来者学习。
这批“注”传到隋唐时期,因为发音、语境、用词习惯等条件的变化,“注”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又有些晦涩难懂了。
所以就产生了对“注”的进一步解释,称为“疏”。
譬如李延庆手里的这册春秋公羊传,在汉朝时,儒学大师何休给它做了“注”,传到唐朝时,徐彦在这“注”的基础上,做了“疏”。
这两样东西传在中晚唐以后,就慢慢地融合了起来,统称为“注疏”。
科举考经义,考的就是对“注疏”的背诵与理解,而不会简单地考原文。
国子监刊印的九经,就是厉害在对“注疏”的总结与刻印。
唐朝时期,朝廷将九经刻成了一批石碑,称为“开成石经”,成为了九经的典范,供天下学子传抄,但其中并未刻有注疏,仅有原文。
冯道聚集了中原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儒,花费了二十多年,对注疏做了全面的考证,将“注”与“疏”都融入在了刊印的九经之中,让购买这套九经的学子,可以一目了然地学习最准确的“注疏”。
从开创性与耗时长度来说,国子监刊印的这套九经,卖五贯一套,也不算特别贵。
但李延庆很清楚,这笔钱并不是进了国库,而是被那国子监祭酒尹拙挪做了他用。
李延庆现在看着这册公羊传,心里有些不爽,值归值,但这笔钱要是能在自己手里,那别提有多爽了。
突然,书房的门外传来方志和的声音:
“郎君,博雅书铺有大动作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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