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是对的?
原因可以很多。
或者说,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比如,国库收入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南征北战,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,所以是对的。
等等、等等……
为什么是对的,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,国民财富的总和,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并且,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,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,实际上,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,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那么,反过来既是说,变革要想正确,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这,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至少,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,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,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,去做一些事。
可以改革。
可以变法。
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,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,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、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,也就并不突兀了。
一直以来,自耕农的梦想,都是耕者有其田。
那么,耕者有其田,就是目的。
但是,实际上,这应该作为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
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,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、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、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,大顺的起义,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。
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,也是如此:周礼的一些手段,可以是手段,但绝不能是目的;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,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,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。
复古,是错的。
托古改制,未必对,但如果明白目的,搞托古改制,也不是不行。
刘钰选择这个时机,来吹风,时机刚刚好。
大顺这些年的变革,效果极佳,一旦黄河河道修成,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。
但是,为什么是正确的?
这个,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,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。
拿的久了,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。
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: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是正确的。而诸如国库收入、劳役减轻什么的,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,并不是全部。
否则的话,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,就是正确的?
甚至于,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,就是正确的?直接学蒙元,压根不修黄河、不管黄河,爱咋咋地,民众的劳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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