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官显贵之子,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。
等着军改开始,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,开始整合炮兵,以炮兵、方阵、线列、齐射,来决胜。
从阿尔泰山,打到日本,再打到南洋。
然后,不过短短十几年,膛线枪木托子弹、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、散兵加纵队冲锋、开花弹、虎蹲炮复兴、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,又开始推广。
这些人对于“时代在不断变化,天下大势,浩浩荡荡,顺之者存、逆之者亡”的认识,应该说,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,不断加深强化。
仅仅从战术上,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。
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,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。
当“变化”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“不适应”的时候,那么,怎么变化,变成什么样,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“理所当然不对”的理所当然感。
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,只是通过战争。
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,使得他们对于“变”的认知,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,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: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,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;乙变成了这个样子,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。
比如,战术的改变,是因为武器的变化。
武器发生了变化,而战术不变,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,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,就会引发惨败。
这种认知,狭隘的去看,倒是问题不大,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,
但对于大顺而言,真正的大问题,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,在潜移默化中,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:什么是基础、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。基础变了,上层建筑就要变,否则就要塌。
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,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。
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,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,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,与武器、士气、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。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、不可改、不可易的。
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,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,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,与风向、经纬、洋流、太阳、地球、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。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,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,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。
甚至一些官员,在松苏的改革中,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,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,与利息、利率、土地收益、兼并倾向、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、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、没有道德的、没有人味儿的学问——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,靠的是纺织业发展,和残酷无比的“包身工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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