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。

　　才堪堪走到这一步，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——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，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。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，而是朝鲜，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，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。

　　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。

　　所以，李瀷、权哲身等人，就算使劲儿往前跑、思想比别人都快，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。

　　经济基础在这摆着，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不想着往回退，才是脑子有问题的。

　　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，试图全面倒退，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“苦于旧制度瓦解、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”的阶段。

　　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，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，都会让“往回退”的想法成为主流。

　　而且应该说，在这个阶段，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、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。

　　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、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、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。

　　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，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。

　　两国的经济基础，从正常时间线上，差了三百年呢。

　　三百年前，刘钰的改革，必然失败；一百年前，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，反对白银货币、反对一条鞭法、反对税收货币化，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，死得更快。

　　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、私营手工业发展、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，土木堡才开打。

　　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，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，几乎是必然的。

　　不出现贫富差距、不出现土地兼并、不出现工商业发展，募役法有个卵用？没有那么多“穷且自由”的劳动力，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？

　　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，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？

　　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，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，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，成为“穷且自由”的劳动力？

　　所以，简单的修运河。

　　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。

　　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，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、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。

　　权哲身理解不了，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、土地制度、税收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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