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、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、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，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。

　　简单来说，明初时候，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。但是，这部分粮税的基础，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，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。

　　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，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。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，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。乱七八糟的投靠、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，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，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，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。

　　散装到县了都。

　　其实，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“草荡所有权”问题差不多：

　　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，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，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。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。

　　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、地方基层崩溃，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，除非来一次大洗牌，否则只能是按照“明明违法、但默许不深究”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。

　　就拿圈地这事来说，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，真的不要太简单。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。

　　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。

　　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。

　　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、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。

　　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，也只能这样。

　　这种切换，使得总有一款“犯罪”适合这些场商。

　　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，还能怎么办？肯定“自愿”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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